专家讲座 | 季晓芬:中国古代丝绸纹样里的丝路文明交流互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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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讲座 | 季晓芬:中国古代丝绸纹样里的丝路文明交流互鉴

* 来源 : 丝绸与时尚文化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 * 作者 : lgdx2017 * 发表时间 : 2025-10-23 * 浏览 : 1
季晓芬

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

本文根据季晓芬在“新时尚·新丝路·新学说”浙江省丝绸与时尚文化研究中心2025年学术研讨会上的主题演讲整理而成
一、从技艺到寄托 —— 中国早期的丝绸纹样

丝绸是农耕文明的重要产物,其起源与先民的信仰体系、生命观紧密相连。我们目前发现的最早丝织品实物,是浙江钱山漾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丝绸残片;而内蒙古红山文化(距今约1万年至 5000 年)遗址中出土的玉蚕,则直观印证了先民对蚕桑生长的细致观察——蚕从卵到虫、破茧化蝶的生命循环,引发了农耕文明对生命繁衍的敬畏,这种情感最终融入丝绸文化的基因。

在古代社会,丝绸的价值远超物质层面。《仪礼》《周礼》等文献明确记载,丝绸(古称 “帛”)与玉并列为国家邦交、祭祀仪式的核心礼器,“化干戈为玉帛”的成语便源于此;而“锦衣玉食”的表述,更凸显丝绸在农耕文明早期的至高地位。此时的丝绸承担着“沟通天地”的精神职能,其纹样演变则受限于织造技术,呈现出从“技艺展示”到 “信仰寄托”的递进。

玉戈,商代,故宫博物院藏

早期织造工艺尚未突破曲线织造技术,丝绸纹样多以简洁几何形为主:浙江安吉战国五湖村遗址出土的菱纹罗,将鹿纹抽象为规整的菱形线条,是当时工艺与审美结合的典型;西汉马王堆汉墓的织物,也以菱形、折线等基础纹样为核心。这些看似简约的图案,既是当时技术水平的真实写照,也暗含先民对“秩序”与“和谐”的朴素追求,是早期审美意识与文化观念的直接体现。

杯纹罗,西汉,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

汉代是丝绸纹样的关键转折期。随着织锦技艺实现曲线织造突破,云气纹开始广泛盛行——这一纹样与道教“升仙”信仰深度契合,先民相信云气是“天人沟通”的媒介,能助人“腾云驾雾”抵达神界。更具标志性的是,汉锦上开始出现“藏宝子孙”“安乐绣文”“大宜子孙”等吉祥汉字:这些文字以云气纹为“骨架”,中间穿插麒麟、辟邪等想象中的“神兽”,形成“纹+字”的复合表达。这种设计既传递了农耕文明“劳动力充沛”“子孙绵延”的核心诉求,更标志着丝绸纹样从“技艺展示”正式升级为“精神寄托”。

尼雅遗址出土“安乐绣文大宜子孙”锦,汉晋

云气动物纹

值得注意的是,汉代对织锦的使用有着严格的等级区分。《汉书》记载 “锦,造之用功众,其价如金,为尊者得服之”,一块不足50公分的锦,熟练工匠一天仅能织六七公分。因此,汉锦多应用于服饰的领子、袖子等关键部位,“领袖”一词的文化渊源便源于此。中国丝绸博物馆馆藏的 “长褒子孙” 锦袍,其衣身用平纹绢制成,领子与袖子则以汉锦织造,正是这造物思想的实证。

“长褒子孙”锦缘袍汉

二、从联珠纹到陵阳公样 —— 中西文化交融下的丝绸纹样

丝绸之路不仅是贸易通道,更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桥梁。丝绸纹样的变化,正是这种交流最生动的见证。

谈及丝绸之路,多数人会联想到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 “沙漠绿洲丝路”,但事实上,东西方文化交流早在新石器时代便已开启。北方草原丝路上,红山文化出土的器物纹样中可见西亚元素;南方丝路上,“夜郎自大”的典故背后,暗藏汉代使臣沿茶马古道(经四川、云南至越南、印度)传播丝绸的历史——当时越南、印度等地称丝绸为“cina”,有学者认为这是“China”一词的渊源之一。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将这条古代全球化通道命名为“丝绸之路”,不仅因丝绸是核心贸易品,更因它曾长期承担“实物货币”职能,成为东西方交流的核心媒介。在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的早期世界地图上,中国被标注为“赛里斯”,足见丝绸对中国早期国际形象的塑造作用。

波斯的连珠纹最初与祆教(拜火教)的太阳崇拜相关,圆圈象征太阳,传入中国后,经过本土化改造,逐渐融入我们的审美体系。唐代的御用设计师鲜卑族人陵阳公在连珠纹基础上创新,设计出独特的“陵阳公样”(即团窠纹),将波斯元素与中国农耕文明偏爱花草、吉祥动物的审美结合,形成了极具中华文化特色的纹样风格。

联珠对鹿纹锦,唐,中国丝绸博物馆藏

唐代宝相花的诞生,同样是东西方审美融合的成果。我们研究发现,宝相花并非对单一花卉的写实,而是融合莲花、牡丹、忍冬等多种吉祥花卉特征,花瓣层叠繁复,既带有中亚纹样的华丽感,又契合中国传统“圆满和谐”的审美追求。从连珠纹到宝相花,丝绸纹样的每一次创新,都印证了中华文化“兼容并蓄”的特质 :不是简单“拿来”,而是在吸收外来元素的基础上,重构具有本土文化内核的新形态。

宝花纹锦,唐,新疆阿斯塔那出土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代金银器,也从侧面印证浙江在丝绸与工艺交流中的地位。这些器物刻有 “浙西道” 字样,表明它们是当时浙江进贡朝廷的珍品——唐代浙西道是全国金银器集散地,而浙江的丝绸织造技艺也随这些贡品与贸易,源源不断传入长安、西域乃至波斯、欧洲。

三、从表征到吉祥 —— 寄托美好生活向往的丝绸纹样

丝绸纹样的发展,始终离不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早期的几何纹、云气纹,到后来的动物纹、花卉纹,每一种纹样都承载着特定的吉祥寓意。

汉代“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这一浓缩汉代文明的 国宝级文物就是典型代表。中国丝绸博物馆科研团队耗时三年,依据四川老关山汉墓出土的提花织机模型与新疆尼雅遗址文物,1:1 复原了汉代提花织机,并成功织出这件锦品。从纹样细节可解读多重文化内涵:锦面五个圆圈象征 “金木水火土”五星,对应汉代天文学成就(《汉书・天官书》记载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天象);五色丝线代表五行,折射道教“天人合一”的世界观;文字“诛南羌、四夷服、单于降”则反映汉代对西域的治理愿景。一块方寸织锦,既是技术结晶,也是天文、信仰、政治的综合载体,堪称丝路文明的 “微缩史书”。小小的一块织锦,既是技艺的展现,更是人们愿望的寄托。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

汉晋时期的 “对鸟斗对兽翼王锦袍”,同样承载着多元的吉祥寓意与文明融合痕迹。这件锦袍的纹样将几何纹的规整与动物纹的生动融为一体,既保留农耕文明对“对称美” 的偏好,又融入游牧文明对动物形象的喜爱——这与当时游牧民族与中原王朝的交流背景密切相关,传递出对民族和谐、生活安宁的期盼。

对鸟斗对兽翼王锦袍

此外,龙纹、凤纹的演变也体现吉祥寓意的深化。龙纹最初并非皇室专属,直至辽金时期才被限定为皇帝专用;对皇帝而言,标示身份的核心纹样是“十二章纹”,而非龙纹 ——十二章纹包含日、月、星辰、山、龙、华虫等元素,每种元素均有特定寓意,如“山”象征稳重、“星辰”象征光明,这些纹样背后的文化内涵,远比单一龙纹更具象征意义。中国丝绸博物馆馆藏的多件龙纹、凤纹文物,均可清晰看到这一演变轨迹。

“十二章纹”龙袍

四、新丝路新丝尚 —— 中法时尚之约

传统纹样的价值,不仅在于历史研究,更在于为当下提供文化灵感。作为中国丝绸博物馆,我们始终探索“古为今用”的路径,让千年纹样在现代生活中焕发新生。

去年是中法建交 60 周年,由国家文物局和浙江省政府主办的“丝绸之路周”以法国为主宾国,作为系列收官活动之一的“中法时尚之约”,在巴黎吉美博物馆进行了发布走秀。活动以唐代翼马纹、宝相花为设计灵感——翼马纹在《山海经》与西方神话中均有记载,象征 “自在移动” 的人类愿望(马代表速度,加翅膀则承载 “超越速度、自由飞行” 的向往)。邀请DIOR、LANVIN等法国知名品牌设计师与中国设计师跨界创作,用传统缂丝工艺还原翼马纹灵动姿态,搭配简约西装廓形,新的设计作品既展现丝绸文化的东方韵味,又契合国际时尚审美。其中,为安踏设计的运动服系列,部分纹样由李加林教授团队用数码织锦技术实现,现已有多件作品被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博物馆收藏。央视 CCTV-3《衣锦天下》栏目对活动全程跟拍,成为栏目的开篇节目,播出后触达量超2亿,让千年丝路纹样成为跨文化交流的“通用语言”。

为安踏设计的运动服系列

在跨界应用方面,我们与安踏合作的“自在翼马鞋”系列颇具代表性。团队将唐代宝相花、云气纹提炼为简约线条,融入运动鞋鞋面设计,既保留传统纹样的辨识度,又兼顾运动场景实用性。该系列预售时200双瞬间售罄,证明传统纹样并非“博物馆里的古董”,而是能与现代消费需求精准对接的文化资源。

“中法时尚之约”活动现场

今年,我们还将举办“中巴时尚之约”“中意时尚艺术之约”,并在今年的丝绸之路周上推出“碧色万里”特展,聚焦草原丝绸之路的文明交融。同时我们还将探索丝绸纹样在家居、文创、数字艺术等更多领域的应用,让千年丝路文明以更鲜活的方式融入当代生活。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实践,让丝绸纹样里的文明对话持续延续,让传统与现代碰撞出更多火花。

作为丝绸文化的研究者与传承者,我们既需深挖纹样的历史内涵,也需探索其当代转化路径——唯有如此,才能让千年丝路文明在新时代持续焕发活力。欢迎大家前往中国丝绸博物馆参观,亲身感受纹样中的文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