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讲座｜宋炀：稽古振今——中国风纺织品与东西方的跨文化交流（上）

本文根据宋炀在“新时尚·新丝路·新学说”浙江省丝绸与时尚文化研究中心2025年学术研讨会上的主题演讲整理而成

自16世纪末起，以中国、印度和日本为首的东方国家的艺术品被大量输入欧洲，纺织品在众多外销品中占有大量份额，大量的东方外销纺织品不仅使东方国家的国内丝织业得到长足发展，其也同时对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领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然而由于各种条件的掣肘（近代早期东亚地理学与人类文化史发展的不完善，传教士、旅行者、使节等群体对中国的过度夸赞，以及后期西方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的快速发展与变迁等原因），致使此期的西方人对中国形成了种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或在以中国为题的创作中表现出创造性误读。“中国风”纺织品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产生的。

白金汉宫的中国风客厅

我撰写的《稽古振今：17-19世纪“中国风”纺织品与东西方的跨文化交流研究》旨在通过历史回溯与研究，探讨如何借鉴历史中的丝绸文化、纺织文化，以促进当代丝绸产业的的振兴与发展。今天，我将分享“中国风纺织品的时代背景和文化动因”、“中国风纺织品的制造、生产与贸易交流”，以及中国风纺织品在葡萄牙、法国、英国和美国等欧美各国在东方文化冲击与互动下的文化碰撞与交流。

一、“中国风”和“中国风”纺织品的概念界定

“中国风”（Chinoiserie）法语词汇，现为国际通用专业学术名词。从时间维度看，“中国风” 的兴起可追溯至 16 世纪末期；从空间维度看，以中国、印度、日本为首的东方国家艺术品开始大量输入欧洲，纺织品在众多外销品中占据极大份额。这些东方外销纺织品的意义远超商品本身：一方面，它直接推动了东方国家国内丝织业的长足发展；另一方面，作为物质文化载体，它对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非物质文化层面产生了巨大冲击与碰撞。英国艺术史学家休·昂纳表明：“……中国风是一种欧洲风格，而不是像一些汉学家常常认为的那样，是对中国艺术的拙劣模仿。” ，其基本含义是指欧洲主要受中国，同时兼及印度、日本等东方国家外销品和东方艺术的启发而产生的一种艺术风格，其主要表现在纺织品、瓷器、漆器等装饰艺术，以及园林、绘画、建筑领域，流行于17-19世纪。

2015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国：镜花水月”（China: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的策展人安德鲁·博尔顿（Andrew Bolton）所言：“西方时尚里的‘中国风’表现的并不是中国本身，而是一个存在于集体幻想中的中国。它所表现的是一种文化交流。”因此，可以说西方的“中国风”事实上是对中国甚至亚洲文化挪用、再造、借鉴后的二次创作，是自由度极高的艺术发明，更体现了跨文化交流的本质。

“中国风的纺织品”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下经过了从仿制到改造的整个的欧洲的风格，阐释“中国风”纺织品经历了一个从仿制到改造的过程，东方外销纺织品在17-19世纪曾大量生产，是为了迎合西方对于东方的一种误解而特意做的一种定制的产品，这类迎合西方市场审美专供外销的纺织品样式受到西方热烈欢迎。这种现象反映了当时中国国力衰退，面对西方工业革命冲击时的文化语境与话语权劣势。

二、从纺织品贸易看东西方文化交流与融合简史

纺织品在世界贸易史上具有重要研究价值。作为兼具实用性与流通性的特殊商品，它纺织品不仅是满足日常需求的材料，更因便携性与稳定性早早具备了货币职能，成为跨区域贸易中可靠的交换媒介。其印染工艺的精密程度，直接映射出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与此同时，纺织品的造型设计、款式演变、装饰纹样及题材选择，更是凝聚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艺术审美与文化内涵，具有极高的艺术与美学价值。尤其在17-19 世纪，经由海上丝绸之路传播的中国风纺织品，肩负起东西方双向物质、技术与文化交流的重要使命成为近现代西方社会乃至世界文明形成过程中，东方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关键实物证据，其独特的研究价值早已超越商品本身，延伸至文化、历史与艺术等多个维度。

追溯西方史料中对中国的最早记载，我们发现西方人最初称我们为“赛里斯” 。在拉丁语语境里，“赛里斯” 的本意便是 “丝绸”。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在著作中提及丝绸，当时的古希腊人坚信，遥远的东方存在一个专门生产这种华美织物的国度，并根据 “丝” 的发音将其命名为 “赛里斯”。考古发现进一步印证了纺织贸易的悠久历史，早在公元前 7000 多年的新石器时代，人类便已开启纺织贸易的雏形，而古希腊、古罗马与古代中国的先秦两汉时期，更是通过纺织这一纽带，实现了早期跨文化交流的初步探索。值得注意的是，古希腊哲学家对 “赛里斯” 的描述充满了正面想象，他们认为这个东方古老国度的人平均的寿命可达上千年，人民彬彬有礼，崇尚理智、德智与以德治国的理念，这种对东方文明的积极认知，也为 17-18 世纪法国大革命启蒙运动前期，部分思想流派推崇中国儒家思想与治国理念埋下了历史伏笔。

13-14世纪蒙元时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当时西方的旅行家和传教士将遥远的东方富庶帝国中国称之为古代的契丹国。《马可.波罗游记》中描述，这个东方古国金碧辉煌，元帝国首都大都的建筑均用黄金打造，人民穿的服饰均为丝绸。尽管这种记载充满臆想与想象，但我们仍能想象当时西方社会认为东方是一个非常富庶的国家，而作为东方物质文化代表的丝绸，自然也被赋予了“富庶载体” 的象征意义，成为西方社会向往东方文明的重要符号。

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为东方市场的崛起与全球贸易的形成提供了关键契机。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斯文·贝克特曾指出，从15到16世纪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开始，海上丝绸之路实际上是西方大国向东方大国学习、交流与开展贸易的过程。在这一阶段，西方国家通过内陆区间贸易，逐步学习中国的物质生活方式、消费习惯与生产模式，随后将这些东方经验与西方自身的机械技术、美学理念、数理结构相结合，这种东西方文化的深度汇流，最终为人类工业革命的爆发积蓄了重要力量。

三、“中国风”纺织品的时代背景与文化动因

最初在1499年，国际贸易格局迎来了重大变化，好望角被成功开拓，西班牙和葡萄牙紧接着开展大规模的海上殖民掠夺与扩张，国际贸易航线也就最早从西方开始向远东地区拓展开来。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也与东方对外贸易政策的演变息息相关，17 世纪时，荷兰凭借强大的航运能力不仅孕育出早期新兴资产阶级阶层，更推动了全球贸易体系的初步形成与连接。此后，英国、法国、美国等西方国家纷纷效仿，逐步构建起具有近代特色的贸易体系，东印度公司便是这一体系中的核心组织。

左图为荷兰东印度公司。

右图位于广州十三行东部地段的英国、荷兰商馆，18世纪中期。

东印度公司贸易网中，纺织品的典型案例是1792 年诞生的《环球四大洲》朱伊花布，由法国设计师让・巴蒂斯特・于埃（Jean-Baptiste Huet）创作，以“环球四大洲”为主题，通过具象化的场景与符号，构建了欧洲人对亚、非、美、欧四大洲的认知与想象，画面里，亚洲有大象、棕榈树，代表丝绸贸易；非洲是狮子、鸵鸟等野生动物，象征资源产地；美洲有马、鹰，暗含殖民驯化；欧洲则以古典建筑、骑马人物标榜文明中心，它既是欧洲对四大洲认知的物质化表达，也是全球贸易体系中 “商品-文化”双向流动的见证是18世纪全球贸易与文化交融的织物化缩影。

欧洲国家积极开拓海上丝绸之路，核心经济动因是突破陆上丝路中间商壁垒：陆上贸易中，丝绸经多环节加价，运抵欧洲后成本高、利润薄，故欧洲大国迫切希望与中国直接贸易以降本增利。明末清初，广州港成为重要通商口岸，东方外销纺织品中丝绸占比最大，生丝、棉花及丝绸成品运输规模庞大，是推动东西方贸易的核心商品。

17-18 世纪，商贸繁荣带动文化交融。利玛窦、徐光启等传教士与汉学家成为文化桥梁，将中国传统文化、哲学思想（尤其儒家思想）及科技知识传入西方。这种文化传播影响深远，为法国启蒙运动兴起与 1789 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提供思想助力，成为西方法治理念与民主思想变革的重要外部因素。

而作为物质文化的重要代表，“中国风”纺织品更是将这种文化影响具象化，深刻渗透到西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西方近现代艺术风格与文化观念的形成产生了显著作用。以 18 世纪法国的服饰时尚为例，当时流行的 “中国风” 法式罗布，便是采用中国风丝绸织锦制作而成，这种融合了东方美学与西方剪裁的服饰，不仅成为法国上层社会追捧的时尚符号，更被法国王妃玛丽・安托奈特所青睐，进一步推动了中国风在欧洲宫廷乃至整个西方社会的流行，直观展现了中国风纺织品作为文化纽带的强大传播力。

“中国风”法式罗布，1730年代荷兰织造，1770年代法国改制

中国风纺织品的兴起和形成离不开上层阶级对于东方纺织品的痴迷。在一些描绘社会名流生活的画作里面，我们也能够看到对于东方风丝绸在内衣和室内纺织品上面的应用，比如屏风也是非常典型的中国的花鸟意境，壁纸上面也是有中国风的影响。

La toilette（梳妆室）, 弗朗索瓦·布歇绘,1742年

介于篇幅，我们将在下期继续探讨中国风纺织品与东西方的跨文化交流。未完待续，敬请期待...